1949年冬季，香山的北平被皑皑白雪覆盖，院子里积满了厚厚的雪层。周恩来刚从西柏坡带回一份文件，毛泽东正在审阅。当周恩来走进屋时，毛泽东放下了手中的笔，两人相聚在温暖的火炉旁，炉火发出噼啪的声音，窗外雪花纷飞。周恩来问了一个他在延安时便有疑问的话题：“润之，您这一生心中最仰慕的人是谁？”毛泽东点燃了香烟，沉默片刻，火光映照着他的脸庞，明暗交替。最终，他郑重地回答：“那人比我厉害十倍。”周恩来好奇地问：“谁？”毛泽东缓缓说道：“曾国藩。”周恩来轻声应道：“哦，是他。”没有进一步追问，因为在毛泽东的谈话中，曾国藩的名字并不陌生。那次谈话并没有人完整记录下来，但毛泽东那句“比我厉害十倍”却在周恩来的心中铭刻了半辈子。今天我们就来讨论这个话题——一个曾改变中国的人，内心最敬佩的也是另一个同样改变过中国的人。在他们不同时代与不同道路的交汇中，仍旧有着深厚的关联。
毛泽东对于曾国藩的佩服始于他的家乡韶山。在他十岁左右的时候，他在私塾中读到《曾文正公家书》。这并非正式的课本，而是他主动寻找的书籍。试想，一个年仅十岁的湖南乡村孩子，在窗前的桐油灯下阅读晚清大臣写给家人的信件，竟然关注的不是那些“封侯拜相”的虚华表述，而是“要读书，要节俭，要反省，要脚踏实地做事”的真知灼见。曾国藩所传递的理念不讲究空洞，而是注重“做人、做事和承担责任”的实质。
更为深厚的渊源在于，毛泽东和曾国藩同为湖南人，笔者家庭的根基相距不到一百公里。毛泽东的外婆家就在湘乡，他在外婆家度过了大部分童年，耳濡目染中听到了大量关于曾国藩的故事。在那个时代背景下，曾国藩被视作“神明”——他出身贫寒，依靠读书与坚韧不拔的精神，最终成为“立德、立功、立言”的典范。这种励志故事对一个有抱负的孩子来说，远胜于课本中的任何理论。
当毛泽东前往长沙求学时，他又遇到了两个曾国藩的崇拜者。梁启超在湖南开办时务学堂，天天将曾国藩作为模范推崇，号召年轻人学习他的榜样。那个时候，毛泽东能够熟练背诵梁启超的文章，甚至在取笔名“子任”时模仿了梁启超的号“任公”。另一个更直接影响他的，是他的老师、后来的岳父杨昌济。杨昌济对曾国藩进行了深入研究，希望通过曾国藩的理念来启发毛泽东，将来他也能成为“治国安邦的巨人”。
在湖南第一师范，毛泽东留下的课堂笔记《讲堂录》中，充满了曾国藩的思想。他在读书笔记、日记及致友信中，不时提到曾国藩。在1917年写给黎锦熙的信中，他提到了一句后来被多次引用的话：“愚于近人，独服曾文正，观其收拾洪杨一役，完满无缺。”他使用“独服”这两个字，分量深重，说明他对曾国藩的崇敬，超越了对当时其他政治人物如孙中山、袁世凯及康有为的认可。在当时的他看来，曾国藩既能办事，又能传道，是“圣贤与豪杰”合二为一的典范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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