海牙的天空阴沉，拘留中心的门口却显得热闹非凡。一位曾执掌菲律宾的前总统，被拘押在此，而他的女儿在外高声疾呼，聚集了一群支持者。这一幕生动展示了一个政治家庭的戏剧：父亲在外国监狱中等待审判，女儿在门口怒斥来自国内的对手。有的人认为这是父女情深，也有人认为这是家族的政治赌注。然而，不可避免的疑问是：为什么一位前总统会被送上国际法庭的被告席？其中究竟是法律的公正，还是政治的权谋？
将焦点转向海牙的集会，莎拉表现得相当激进，直言不讳地表达了自己的观点。她强调，实施政府的扫毒政策，怎么会被界定为反人类罪？她认为，父亲推行的“Tokhang”行动，是政府的合法政策，不能因为执行而被当作犯罪指控。她用一个更为通俗的例子来解释，无论政策的出发点是好还是坏，最多只能视为治理水平的体现，例如目前马科斯的治理方式，可能是优秀的，也可能显得拙劣。
莎拉进一步质疑法庭的证据链，认为在菲律宾如此复杂的暴力事件中，不能简单将所有死亡者都视作扫毒行动的受害者。她提到，雇佣一个杀手的费用仅需五千比索，诸如情杀、仇杀等案例比比皆是，这些不能全归咎于“毒品战争”。依据她的逻辑，若真要对法外处决追究责任，菲律宾的法院完全有能力自主处理，而不必依赖国际法庭。她甚至将国内对手与国际法庭捆绑在一起，指控ICC只是他们的“工具”。
这样的言辞影响重大，潜在地把法律案件的性质改变成了“内奸勾结外部势力”的叙事。政治人物擅长塑造故事，谁能把叙述编织得更具说服力，谁就能占得先机，莎拉显然在此中下注。但法律的审判并不会轻易改变。
追溯事件的源头，杜特尔特的被捕成为了转折点。尽管他在2022年与马科斯政府联合赢得大选，但这段联盟迅速裂解，尤其是在他被捕、并被移交至国际刑事法院后，指控与他所推行的“毒品战争”相关的反人类罪。在此之前，莎拉曾坚称这是对国家主权的公然侵犯，而马科斯政府则表示配合逮捕是对国际刑警组织的承诺。
争论最激烈之处在于“管辖权”两个字。杜特尔特在任内已经退出了《罗马规约》，他的支持者因此认为国际法院无权介入。然而，ICC则明确表示，只要事件发生在成员国期间，即便该国后来的确退群，法院依然保留审判权。法律时间线显示，案件聚焦在2011年11月至2019年3月之间的诸多暴力事件，而杜特尔特的退约发生在ICC启动调查之后，因此他在法律上无法躲避责任。
目前案件已经进入关键阶段，近日的预审分庭确认了对杜特尔特的三项反人类罪指控，庭审定于11月30日开启，并且这次他必须亲自到场。关于死亡人数的统计，前政府称受害者有六千多，而人权组织的估算则高出数倍。需要指出的是，开启审判程序并不意味着必然定罪，莎拉在门口的呐喊无法改变正在进行的司法流程。
政治与法律各自运行，法律始终依赖证据。而在国内，莎拉正面临弹劾审判。5月11日，菲律宾众议院通过了对她的弹劾案，指控包括腐败、策划暗杀等，随后参议院组建了弹劾法庭并于7月6日正式开庭，这是菲律宾历史上首次针对现任副总统的弹劾审判。审判过程被安排了92个审理日，可能会持续数月，按照法律，定罪需要24位参议员中至少16票支持。然而，开庭当天，三个与杜特尔特关系紧密的参议员都缺席，之后更被发现的贪腐案件也使得原本的审判局势变得扑朔迷离。此案不再仅是两个家族的争斗，而是涉及更深的政治角逐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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